胡宏伟， 陈一林， 胡鑫怡
（中国人民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北京 100872）
自20 世纪50 年代起，新技术革命引发的生产力跃进与经济社会变迁使得现代化成为政治、经济、社会等各学科领域的重点研究议题。现代化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化过程，不仅包含生产方式与经济结构的变化，也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系统的变迁转型。随着全球化带来的风险不断加剧，如何在开放多变、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实现全方位可持续发展，规避现代化危机与风险，已成为探索现代化路径、回应现代化问题、解决中国式现代化转型的基础。
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关键环节，民生保障是理解现代化的重要视角。狭义上的民生保障是指各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制定的，包含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公共服务在内的社会福利制度；
广义上的民生保障是指国家为实现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保护社会中个人的权利和幸福而提供的公共政策措施及手段，不仅包括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服务，还包括与民生保障直接相关的社会公共支出、社会投资、法律制度建设等。是否以民生福祉为最终目的，乃是判断民生保障是否符合现代化发展要求的关键原则。民生保障主要包含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保障、文化体育等领域的民生支出、公共服务提供、法律制度建设。从国家既有经验来看，民生保障在现代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只有明确民生保障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才能明确要以一种什么样的现代性理念来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现代化国家。厘清民生保障与现代化的关系是把握当代世界现代化以及中国式现代化方向的重要坐标。
目前，包含结构功能主义、发展主义等多种理论在内的现代化理论主要关注对现代化路径及模式的解释。现代化过程中是否蕴含着一组具有历史必然性的普遍规律（收敛性），各国现代化发展是否具有国别特殊性（多样性），乃是不同理论的核心着眼点。其中，涉及民生保障与现代化关系的理论主要是福利国家理论，较难适应中国的具体情境，也无法从民生保障的视角出发来解释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因而存在不足。可以说，如果对民生保障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的具体作用和关键机制认识不足，那么将很难从民生保障的视角出发来解释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据此，笔者拟结合相关理论与实践经验来对现代化与民生保障的关系进行系统性梳理，阐明现代化过程中的演化共性与演化个性，探索民生保障在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的主要功能，并以此为依据，构建以民生保障为核心的现代化综合分析框架，以期探索中国式现代化与高质量民生保障协同发展的路径。
随着工业化的演变升级，社会科学领域开始反思和总结因工业化出现的复杂社会变迁现象，并由此形成了关于现代化演化路径与多元模式的相关理论。其中，社会学领域较为著名的理论如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哈贝马斯社会系统理论；
经济学领域较为著名的理论如依附理论、罗斯托经济成长阶段论、普雷维什（Prebisch）“中心-外围”理论；
政治学领域较为著名的理论如亨廷顿文明冲突论、阿尔蒙德政治发展论等。笔者将从理论和实践层面梳理现代化与民生保障的关系，在分析现代化路径假设的基础上，阐明民生保障在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一） 现代化与民生保障：理论与实践的逻辑
现代化过程中是否蕴含着一组具有历史必然性的普遍规律，各国现代化发展是否具有国别特殊性，是现代化理论关注的中心议题，也是区分不同现代化路径和模式的核心依据。随着不同理论之间的不断组合互动，社会科学领域形成了具有共识性的两种解释现代化路径的假设：一种是认为现代化具有演化共性的路径收敛理论，另一种是认为现代化具有演化个性的路径扩散理论。
1. 两种解释现代化路径的假设
（1）演化共性与路径收敛
现代化路径收敛理论认为，现代化路径具有演化共性，即使各国具有不同的历史条件、政治经济结构、文化传统，但是从经济或社会结构的更高视野来看，现代化的路径具有一定的收敛性。路径收敛假设以演化过程中的经济、社会、政治或文化思维的变迁为主要论据，从不同学科视角出发，对现代化阶段进行了明确的划分。其中，帕森斯线性演化论认为，现代化是从以习俗和情感为纽带的传统共同体演变为由专业化、制度化且关注利益导向和成就导向的现代社会的过程，义务、规范、地位、情感和利益是衡量现代化过程的重要依据[1]。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现代化是从简单到复杂的经济成长过程，持续增长性是现代社会的主要特点[2]。除此之外，哈贝马斯将现代化划分为以工具理性或功利主义为主导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和以公民权利为主导的福利国家模式[3]；
Beck 等将现代化区分为“简单的现代化”和“反思的现代化”两个发展阶段[4]。融合上述学者的观点，从政治、经济和社会层面的演化共性和路径收敛出发，笔者认为，可将当前现代化划分为物质资本积累的高速发展和人力资本积累的共享发展两个阶段。
物质资本积累阶段源于工业革命和福特主义大规模生产制的形成。20 世纪70 年代，法国调节学派把福特主义定义为一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殊的历史形式”，其实质是从一种粗放型的资本积累战略，向一种以泰勒制劳动组织和大规模生产消费性商品为特征的资本积累战略的过渡[5]，该阶段以工业化为主要特征。在技术上，通过自动化、机械化和标准化作业促进大规模生产，推动经济效率稳步提高。在组织上，推行劳资合作，实现工资与劳动生产率的协同提高，建立经济社会一体化格局以促进物质资本积累。其中，国家、市场与家庭之间形成分工协调的合作关系，市场通过大规模生产保障产品供给以及通过劳资谈判维持就业和工资稳定。国家通过稳固的税收基础推行干预政策和社会保障制度，为劳动者提供社会保护，推动城市化建设。家庭及社会中的个人成为工业化时代的劳动者，通过争取社会保障与劳资谈判实现利润分享，从而推动产品升级与消费结构升级。
人力资本积累阶段源于20 世纪70 年代末出现的各类社会经济风险。随着全球化、老龄化的冲击，物质资本积累阶段社会经济一体的运行模式遭到破坏，原本随着劳资合作形成的生产消费互补及工资与生产效率共同增长变得日益困难。与此同时，国家干预和社会福利政策叠加致使财政可持续性出现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各国开始调整社会经济政策：在市场层面，通过积极的社会投资催生高质量劳动力，以实现产业升级与转型；
在国家层面，关注就业保护与全生命周期福利，以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水平；
在家庭层面，通过家庭高质量劳动力为经济发展提供效率补偿效应，以推动结构服务化、产业高端化进程。该阶段，“积极福利”“社会投资国家”等概念开始受到广泛关注，2000 年通过的欧盟《里斯本战略》是该阶段政治经济政策的直观反映。《里斯本战略》提出了“最具竞争力的、富有活力的、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空间”的概念，旨在以投资为主要生产性要素，建立以知识经济和社会投资为核心，具有社会凝聚力的可持续发展的现代社会[6]。
受不同历史条件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各国工业化与现代化开始的时间也不尽相同，但却都经历了物质资本积累阶段，并在20 世纪末21 世纪初向人力资本积累阶段演化，呈现相同的演变规律。物质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阶段都对原本属于各国的工业化发展和社会经济结构变迁进行了提炼与抽象。物质资本积累阶段的目的是通过经济高速发展推动社会进步，而人力资本积累阶段的实质是通过共享发展实现每一个人的发展进步。
（2）演化个性与路径扩散
路径收敛理论关注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演化共性，与之相反，路径扩散理论则关注现代化的多元发展模式与演化个性。涉及路径多样性的研究主要包含以下三种类型：一是以经济发展角色为主要论述核心的路径扩散理论，如“中心-外围”理论；
二是以社会价值和历史文化条件差异为主要论述核心的路径扩散理论，如亨廷顿文明冲突论；
三是融合政治、经济、文化要素，形成政治经济一体分析逻辑的路径扩散理论，如福利国家理论。
其中，普雷维什提出的“中心-外围”理论将资本主义世界划分为生产结构同质性的“中心”和生产结构异质性的“外围”。前者由西方发达国家构成，后者则由发展中国家构成。“中心”与“外围”互为条件，组成一个统一的、动态的世界经济体系[7]。亨廷顿文明冲突论将文化界定为新世界引起冲突的主要根源，民族国家的冲突会随着现代化过程演变为文明之间的对立与冲突，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在现代化过程中呈现不同的状态[8]。相较于文明冲突论与“中心-外围”理论，福利国家理论则从国家、市场、家庭的关系出发，关注社会权利的分配，使用去商品化、去阶层化概念来对福利国家的阶层结构和经济效率进行分析[9]。除此之外，以路径扩散和演化个性为主要假设的理论在现代化模式多样性上还有着不同的观点，如福利国家理论将现代化过程中各福利国家的主要模式分为自由主义模式、社团主义模式、社会民主模式[10]。“中心-外围”理论则根据国际分工将现代化模式分为发达国家中心模式和发展中国家依附模式。多样性的实质是以哈贝马斯系统模型为基础的，关注现代化过程中的制度和系统演化差异的过程。结合当前国际经验与研究成果，笔者根据各国经济系统核心运作原则以及经济系统与政治系统、社会文化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将现代化模式分为欧美模式、拉美模式、东亚模式三类，如表1 所示。
表1 现代化模式多样性
第一，欧美模式。欧美模式主要是指通过制定适合本国国情的劳资关系、金融体制、政府功能、市场竞争形式和国际分工制度来协调政治系统、经济系统、社会文化系统之间的关系，以适应现代化演进所需的多样发展模式[11]。该模式又可进一步细分为两类：一是需求主导模式。该模式将市场放置在现代化过程的中心，附带少量国家干预政策，不仅通过高度发展的自由主义经济和以大规模生产为中心的福特主义来实现工业化和生产保障供给，协调劳资关系，还通过国家财政政策提高社会需求，以实现物质资本积累和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12]。该模式的代表性国家为英国和美国。二是分配主导模式。该模式将政府的干预与调节放置在现代化过程的中心。不仅通过国家政策指导市场经济发展，介入劳资关系，还通过国家强制福利对因市场引发的不公平不平衡问题进行修正，保障经济社会的和谐统一[13]。在物质资本积累阶段，该模式下的现代化维持社会稳定，有效分配资源，维护劳动者权益。该模式主要包含德国、法国等欧洲大陆国家。20 世纪70 年代，欧美多样的现代化路径使西方各国建立了符合本国国情的政治经济制度协调关系，实现了物质资本积累。面对20 世纪下半叶出现的全球化风险与结构性危机，欧美国家开始探索积极福利改革，以社会投资和积极福利取代庞大福利支出，降低生产成本，由此迈入社会投资和积极福利改革的新发展阶段[14]。欧美模式的现代化道路常被认为是最成熟、最具现实性的现代化路径。
第二，拉美模式。拉美模式主要是指通过本土化欧美经济自由主义和福利体制，依附对欧美初级产品的出口，实现物质资本高速积累和社会经济系统一体化发展的现代化模式[15]。20 世纪初期，拉美国家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吸取欧美自由主义发展经验，推行初级产品出口型经济，依附欧美等中心国家进行发展。与此同时，拉美国家模仿欧美等国建立社会福利制度，扩大制度覆盖面以维持社会稳定。经济依附模式虽然使拉美诸国在短期内实现了高速物质资本积累，但是高速物质资本积累与经济依附不仅降低了拉美国家从自身出发探索技术进步和科技创新的可能性，步入“发展陷阱”，还使拉美国家承担了超出财政支出能力的社会福利，陷入“福利泥沼”。20 世纪80 年代后期，随着欧美等国面临全球化风险和结构性危机，拉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加剧，经济陷入频繁的财政赤字和经济危机，步入中等收入陷阱。
第三，东亚模式。东亚模式主要是指从本国发展与东亚社会经济条件出发，以政府产业政策和职业保护政策为主导，鼓励自主创新，实现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系统协调统一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也常被称为东亚发展主义模式[16]。东亚模式中最具代表性的日韩现代化模式以产业促进政策为核心，一方面，通过政府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干预国内市场，发展本国重点产业，鼓励独立自主研发和创新，推动经济增长与出口扩张；
另一方面，通过国家介入劳资矛盾调节，在公司层面推行终身雇佣制和单位工会，为国民提供福利保障。20 世纪末，日本面临因全球化和制度失灵造成的财政危机，开始对经济社会制度进行全面改革，通过消费结构升级带动产业结构调整，重视第三产业发展，推行积极福利制度。随着经济增长质量和水平的不断提高，日本进入人力资本可持续发展新阶段[17]。相较于日韩的产业促进模式，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引进外资和开放国内市场走上了投资驱动的现代化道路。一方面，通过政府行政手段干预市场，吸引外资、鼓励出口，扩大生产规模，带动经济增长；
另一方面，出台基本社会保障和职业保护制度，强调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平衡协调关系。20 世纪初，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断增加，第二、三产业迅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推进，社会保障稳步建立，投资驱动模式带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国际影响力持续增强[18]。随着人口老龄化危机的出现，当前中国面临着现代化转型的新挑战。为了解决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开始着力探索供给结构升级渠道，以激活有效需求，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以实现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总结现代化相关研究成果，可以发现，现代化的实质是市场系统、国家系统、社会系统三者协同演进的过程。从演化共性与路径收敛理论出发，各国现代化均探索了市场、国家、社会文化系统三者协同发展的路径，并经历了从物质资本积累阶段到人力资本积累阶段的发展过程。从演化个性与路径扩散理论出发，受不同历史背景和社会经济条件的影响，不同国家的市场系统、国家系统、社会文化系统所承担的角色和发挥的功能不同，在这三大系统的互动中，形成了不同的现代化发展模式。
2. 民生保障在现代化中的重要功能
作为现代化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制度要素，民生保障是理解现代化路径及其模式多样性的重要视角。民生保障在物质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阶段均发挥了重要的经济促进和社会稳定作用。结合现代化路径扩散与路径收敛理论中的民生保障角色，从市场、国家和社会系统出发，笔者认为，民生保障主要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重要功能：
（1）市场系统：民生保障的经济促进与效率提升功能
从物质资本积累阶段到人力资本积累阶段，市场系统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经济性行为，为整个社会生产资源、提供服务。民生保障在市场系统运作过程中承担了重要的经济促进与效率提升功能。一方面，以教育和科技投入为代表的民生保障支出是物质资本积累阶段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的基础。以日本为例，在现代化过程中，日本通产省承担重要的宏观经济管理责任。为实现自主创新，通产省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采取一体化投资战略，通过投资扶持战略产业，来提高企业竞争力与创新能力。另一方面，以人力资本投资为代表的民生保障支出是人力资本积累阶段推进现代化的关键。人力资本是指通过持续教育投资、职业培训与保护而形成的高质量劳动力。在经济活动中，高质量劳动力发挥其在知识、技能和创造力等方面的优势，能够进一步推动产业高端化和人力资本协同升级。受全球化冲击与国内经济结构变化的影响，物质资本积累阶段的社会经济协调模式无法适应现代化的新要求，各国开始探索以人力资本积累为主的新发展模式，这使得以人力资本投资为代表的民生保障在实现经济社会均衡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发挥更大的作用，从而促进了效率优化与质量提升[19]。
（2）国家系统：民生保障的收入分配与权利保护功能
国家系统以公权力为中心，通过政治与行政行为实现社会干预，促进社会发展。民生保障产生于国家系统的行政性行为，并随着现代化过程不断影响各系统的演化。一方面，以社会保障、教育与反贫困为主要内容的收入分配政策作为民生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物质资本积累阶段维持经济社会稳定的重要功能。以德国为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在原工伤、医疗和养老保险的基础上，引入劳工共同决定制度，进行养老金改革，建立了以职业阶层为基础的社会保障体系。20 世纪60 年代末，德国用于社会保障的社会支出已达到总支出的26.3%[20]。不断扩张的福利支出奠定了劳资关系持续发展的基础，为经济稳步发展和消费需求扩大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与民生保障相关的法律制度建设通过保障个人社会经济权利，传递社会公平正义价值，为国家系统提供了合法性支持。马歇尔社会权利论将权利分为市民权、政治权和社会权三个组成部分，其中，随着19 世纪工业化出现的市民权和政治权保障了公民法律形式上的平等，随着20 世纪现代化发展出现的社会权是公平、正义理念在权利范畴中的体现。与民生保障相关的法律制度建设可为社会中的个人提供福利、教育、医疗服务，保障公民的社会权利和实质上的平等。
（3）社会系统：民生保障的需求引导与能力培养功能
社会系统涉及人口结构、社会文化与意识形态的现代化过程。民生保障通过经济促进与效率提升功能、收入分配与权利保护功能影响社会系统中个人的职业发展和能力培养。一方面，与民生保障相关的国家干预政策协调国家、市场、社会中各主体之间的关系，引导社会层面的消费流向；
另一方面，与民生保障直接相关的人力资本投资为社会中个人的能力培养提供机会，由此产生的高质量劳动力是由物质资本积累阶段转向人力资本积累阶段的关键。
（二） 现代化与民生保障：一个综合分析框架
为了进一步明确现代化与民生保障之间的关系，探索从民生保障出发理解现代化过程的方法，笔者结合现代化的相关理论与实践，构建以民生保障为核心的现代化综合分析框架，其中，民生保障是现代化的起点，贯穿现代化的两个发展阶段，也是市场、国家、社会三系统协同合作的核心动力。
1. 要素构成
以民生保障为核心的现代化综合分析框架由一个逻辑核心，两个发展阶段，三个分析系统，六个主要功能构成。
（1）逻辑核心与发展阶段
民生保障是现代化综合分析框架的逻辑核心与论述起点。结合现代化中民生保障的不同功能，笔者将现代化阶段分为“静态支出-增长导向”和“动态投资-共享导向”两个发展阶段。
（2）分析系统与主要功能
理解经济社会变迁发展需要借助规范合理的分析系统。20 世纪70 年代，哈贝马斯提炼帕森斯AGIL模型，将整个社会表述为经济系统、政治系统、生活世界三个组成部分。在此之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三分法成为政治经济学中常用的分析手段，经济承担生产功能，国家承担分配功能，社会负责消费。在社会保障领域，福利国家相关理论也从三分法出发，形成市场、国家、家庭划分。据此，笔者以三分法理论为基础，沿用市场（企业）系统、国家（政府）系统、社会（个人）系统三维度论述方法，论证民生保障在推动三系统的现代化发展演进中的重要功能。其中，在市场系统中，民生保障主要发挥生产促进与效率提升、产业优化与质量改进的重要功能；
在国家系统中，民生保障主要发挥收入分配与社会稳定、权利保护与价值传递的重要功能；
在社会系统中，民生保障主要承担需求引导与能力培养、需求升级与成果共享的重要功能。具体分析框架，如图1 所示。
图1 以民生保障为核心的现代化综合分析框架
2. 逻辑阐述
（1）阶段1：“静态支出-增长导向”的现代化阶段
“静态支出-增长导向”的现代化阶段与物质资本积累相对应。在该阶段，民生保障主要是指第二产业扶持、科技投入、基础公共设施建设等在内的公共支出与法律制度建设。在市场（企业）系统中，民生保障通过科技投入和第二产业扶持发挥促进生产与提升效率的作用，有效支撑技术革命，带动城市化和产业发展。在国家（政府）系统中，民生保障通过公共设施建设和社会保障立法实现收入分配与社会稳定，形成有序的社会分工合作。在社会（个人）系统中，得到法律保障的工资收入和公共产品提供满足个人的基本民生福祉，扩大社会层面消费需求，为劳动者提供职业能力提升机会。该阶段以静态的社会支出与制度建设为基本内核，其最终目的是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
（2）阶段2：“动态投资-共享导向”的现代化阶段
“动态投资-共享导向”的现代化阶段与人力资本积累相对应。在该阶段，民生保障主要是指第三产业支持、广义人力资本投资、工作福利与就业保护、全生命周期福利关怀。在市场（企业）系统中，民生保障通过人力资本投资（科教文卫支出）与第三产业支持催生积极劳动力市场和高质量劳动力，优化产业结构，提升生产效率和产业质量，激励消费升级，带动高端服务业发展和全面城市化。在国家（政府）系统中，民生保障通过工作福利与就业保护以及全生命周期福利关怀变静态社会保障为动态积极福利，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质量，保护个人社会权利，传递可持续发展价值理念。在社会（个人）系统中，产业优化升级和全生命周期福利关怀促使高质量劳动力需求转型升级，力争使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能有机会共享发展成果，并通过劳动者质量提升反哺市场系统和国家系统。该阶段以动态社会投资与服务提供为核心，最终目的是实现人力资本积累与社会的共享发展。
总而言之，民生保障是“市场-国家-社会”系统的运作起点和核心动力。其中，物质资本积累阶段的实质是以静态社会支出为主导的高速发展模式，人力资本积累阶段的实质是动态以社会投资为主导的共享发展模式。
作为世界现代化的组成部分，中国式现代化既具有现代化发展的共性，又具有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独特性。从民生保障视角出发分析中国式现代化，把握民生保障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历程中的独特作用，有利于正确看待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现状，识别现代化过程中的风险与挑战，指导中国式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一） 发展历程分析
1. 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过程
中国式现代化是现代化理论在中国本土演变发展的结果，也是在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的基础上，结合党的十八大以来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所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路径，如表2 所示。
表2 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过程
1954 年，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提出“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的现代化初步构想。1964 年，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提出“四个现代化”理念，宣布今后的战略目标是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1979 年，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首次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成为该时期的核心命题。同年，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提出“小康”理念，以解释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发展目标。1982 年，党的十二大将小康发展目标纳入中国经济建设奋斗目标，提出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并提出“两步走”发展战略。1987 年，党的十三大将社会主义现代化归入“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提出“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1997 年党的十五大在原“三步走”的基础上，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计划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 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2012 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2017 年10 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们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并提出分两个阶段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安排[30]。
2020 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32]，这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2022 年，党的二十大提出：“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31]至此，开始使用中国式现代化来描述当前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任务。
2. 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阶段
结合以民生保障为核心的现代化综合分析框架和中国式现代化理念的发展历程，笔者将中国式现代化纳入“静态支出-增长导向”和“动态投资-共享导向”两个现代化发展阶段进行分析。
（1）“静态支出-增长导向”的现代化阶段（1954—2011 年）
“静态支出-增长导向”的现代化阶段开始于1954 年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发展要求。1954 年，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提出现代化发展目标，采用苏联式计划经济模式，对全国财政收支、物资调度和现金实行集中统一管理，发展大规模工业农业。其中，“一五”计划时期，中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达550 亿元，生产性建设投资占比为76%，消费性建设投资占比为24%[33]，为现代化奠定了物质基础。在此之后，中国式现代化以计划经济为导向，经历了一段曲折的路径，在探索中不断发展。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发展阶段，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创了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1997 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确定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路径，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根据“十一五”规划实施中期评估情况的报告，该时期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稳步增长，经济结构逐步调整，城市化快速推进，产业结构实现优化升级，区域发展协调性增强，居民生活质量普遍提高[34]。该阶段是中国物质资本积累的关键阶段。在市场（企业）系统层面，建立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宏观调控体制，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乡镇企业，在城市实行国企承包制度，通过产业扶持、外资引入和科技改革，培育多元化的市场主体，带动城市化发展，提升经济生产效率。在国家（政府）系统层面，通过公共设施建设和社会保障立法实现了收入分配与社会稳定。20 世纪50 年代初，中国建立了以劳动保险为主、社会救助为辅的社会保障制度，不仅为劳动者提供与就业关联的“一揽子”风险保护，还对贫困家庭实施一定程度的救济[35]。20 世纪90 年代起，中国开始进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城镇建立起以社会保险为主、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辅的多层次社会保障制度，在保护劳动者基本权益的基础上，形成社会分工合作、收入合理分配的经济社会协调机制[36]。在社会（个人）系统层面，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影响，劳动力市场初步形成，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动，参与私营企业经济活动，劳动力技能不断提升，保障私营企业快速发展。
该阶段，以静态的社会支出与制度建设为代表的民生保障促使市场、国家、社会系统开始向适应现代化的方向演变，其最终目的是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
（2）“动态投资-共享导向”的现代化阶段（2012 年至今）
“动态投资-共享导向”的现代化阶段开始于2012 年。党的十八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开启全面深化改革，实现人力资本积累的新发展阶段。经过30 多年的发展，中国把握了现代化的方向和目标，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治、社会的协调发展。
在市场（企业）系统层面，通过人力资本投资（科教文卫支出）与第三产业支持推进城市经济转型升级，改造传统产业，发展第三产业。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2 年，中国科学技术支出为1 418 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3.2%；
而2021 年，国家财政科学技术支出10 766.7 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4.3%[37]。在国家（政府）系统层面，通过工作福利与全生命周期福利关怀，变静态社会保障为动态积极福利，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和精准扶贫政策的发展，中国城市规模结构持续改善，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明显增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2 年的24 127 元增加到2021 年的47 412 元，年均实际增长率为5.7%。2020 年，地级以上城市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达11 690 亿元，较2012 年增长149.3%，城市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3 749 万人、28 972 万人和14 010 万人，较2012 年分别增加46.2%，14.1%和41.6%[38]。在家庭（个人）系统层面，受市场经济改革与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的影响，中国居民收入快速增长，消费结构逐步升级，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从2012 年的17 107 元增加到2022 年的31 370 元，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显著降低[39]。消费升级、产业优化和全生命周期福利保障促使高质量劳动力需求转型升级，使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能共享发展成果，并通过劳动者质量提升反哺市场系统和国家系统。
该阶段以动态社会投资与价值传递为核心，实现了国家、市场、社会之间的互动、互助、互济，最终目的是实现人力资本积累与社会的共享发展。
（二） 现状挑战分析
当前，中国的民生保障包含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保障、文化体育等领域的民生支出、公共服务提供、法律制度建设。中国正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民生保障既推动了政治、经济、社会各领域的现代化建设，也面临政治、经济、社会结构调整带来的危机。
1. 民生保障推动经济持续发展，但仍面临现代化投资选择难点
民生保障在市场系统运作过程中发挥经济促进与效率提升作用。一方面，以教育和科技投入为代表的民生保障支出推动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据财政部相关数据显示，2022 年，中国教育支出达39 455 亿元，科学技术支出达10 023 亿元[40]，为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奠定了科技与创新基础。另一方面，以人力资本投资为代表的民生保障支出是推进现代化的关键。2022 年，中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60 609 亿元，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36 603 亿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3 905 亿元[40]，有效促进了人力资本的发展。
虽然民生保障发挥了较好的经济促进与效率提升作用，但是当前中国仍面临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速放缓带来的经济问题。一方面，产业结构失衡与劳动力配置低效影响民生保障的投资方向选择。中国式现代化要求在经济方面实现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高质量发展，但当前中国农业、制造业与服务业发展失衡，服务业高端化进程受阻，无法直接过渡到人力资本积累阶段的高质量产业结构，需要通过产业扶持与科技投入协调产业发展方向。另一方面，当前中国各产业劳动者的技能仍然相对较低，面临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流动的状况，人力资源的重新配置与技能提升需要持续的民生资源投入。在这种情况下，民生保障的投资方向选择成为关键。
2. 民生保障实现社会合理分配，但仍存在现代化制度改革困境
民生保障在国家系统运作过程中发挥合理分配的功能。一方面，以反贫困为主要内容的民生保障促使中国建立了中国特色的脱贫攻坚制度体系，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2022 年，全国脱贫劳动力务工就业规模达到3 278 万人，有效保障了民生福祉，基本实现了劳动力资源的合理分配[41]。另一方面，以社会保障制度为代表的民生保障推动中国建设了全世界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广覆盖、多样化社会保障制度为社会稳定奠定了基础[42]。
虽然当前中国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收入分配制度，但是仍然面临人口结构和城乡结构变化带来的制度变革挑战。2021 年末，中国6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26 736 万人，占总人口的18.9%；
全国65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0 056 万人，占总人口的14.2%[43]。中国的老龄化具有规模大、速度快、未富先老和空巢化等特点，老龄化与人口结构变化也使中国的民生保障面临制度改革困境。一方面，当前老龄化伴随着未富先老问题。2021 年，全国65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抚养比为20.8%，超过中高收入经济体10.8%的平均水平，但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人均GDP未达到发达国家水平，这使得养老负担过重，面临公共财政重压。另一方面，当前中国面临人口年龄结构老化问题。随着人口出生率逐渐下降，老龄化程度加深，中国适龄劳动人口明显减少，人口红利失效，人口结构影响劳动力结构，进而影响分配与再分配制度改革。
3. 民生保障帮助个人能力提升，但仍需要现代化发展方向指导
民生保障在社会系统运作过程中推动个人能力培养与消费升级。一方面，随着中国城市化发展和就业规模的扩大，城镇就业人员数量与可支配收入不断增加。据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显示，2022 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9 283 元，个人消费能力与水平不断提高[44]。另一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教育公共服务、文化事业和产业繁荣发展，满足了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包含教育支出在内的民生保障有效推动了个人能力提升，为个人提供了发展机会。
虽然当前中国的现代化已迈入人力资本提升的新发展阶段，但是在经济增速长期放缓的情况下，如果无法实现人力资本的质量、数量与高质量经济发展的匹配，就会出现产业结构升级困难、创新能力不足、劳动生产力低效等问题，随之而来的过度城市化以及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等就可能会将中国直接拖入中等收入陷阱。当前，中国式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需要在不断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按照社会主义公平与正义的原则来共同分享发展的成果。如何在保证高质量发展与高质量分配协调统一以及预防中等收入陷阱的基础上实现资源共享，已成为当前中国式现代化方向把握的重点问题与挑战。
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基于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色、五大原则和九大本质要求，为中国民生保障与现代化转型提供了指导[31]。结合中国式现代化原则要求以及当前中国民生保障与现代化面临的现状挑战，笔者认为，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探索中国式现代化优化路径：
（一） 民生保障投资转向：以广泛的人力资本投资克服民生保障投资选择难点
当前，中国面临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速放缓带来的内需不足和生产效率过低等困难，与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相伴而生的人口总量过大、质量相对不足等问题深刻影响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求，应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深化改革开放的基础上，遵循新发展理念，实现民生保障投资转向。一方面，以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为主线，把握主要矛盾变化，通过高端产业投资，优化产业结构，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升经济效率；
另一方面，应考虑当前中国劳动力特殊的人口结构与城乡结构分布，以大中城市的服务业发展与消费结构升级为重点，通过广泛人力资本投资，培育相关产业地区的高质量知识型劳动力，扩大高水平消费能力，提高科技创新水平。
（二） 民生制度改革转向：以高质量社会保障体系应对民生保障制度改革困境
当前，中国面临着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和城乡收入差距较大的现代化挑战，无法全面满足人民物质富足、精神富有、发展权利不断扩大的现代化需求。为此，应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最终目标，实行民生制度改革转向，以高质量社会保障体系应对民生保障制度改革困境。首先，在减弱人口结构危机方面，明确央地责任，推进养老保险的全国统筹，发展工作福利，鼓励企业年金与其他补充性保险的发展，提高社会保障制度效率；
其次，在加强职业保护方面，发展科教文卫等公共服务，通过广泛的公共服务供给，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同发展；
最后，在推进社会保障法治建设方面，完善社会保障法治体系，促使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从补缺走向均衡、从消极走向预防、从残缺走向综合、从现金支持走向多元帮扶、从分类保障走向全生命周期保护，满足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求。
（三） 民生保障方向选择：以共同富裕的发展前景巩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方向
效率与公平、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等兼具矛盾性与同一性的概念是现代化道路上不得不进行的认知选择。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经历了重重挫折与困难，在短短45 年的高速发展中，实现了经济规模、人均GDP 和制造业产值的跨越。如何在实现效率的同时，兼顾公平，在把握物质文明导向的同时着重精神文明，在稳步推进经济建设的同时实现社会发展，是新阶段民生保障方向选择的重点。当前，应把握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以共同富裕的发展前景巩固中国式现代化的方向选择，服从全体劳动者的共同利益，满足全体劳动者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作为现代化发展的最终目标，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自由而全面的发展”[45]。
为了进一步理顺代化与民生保障的关系，首先，笔者结合现代化相关理论，系统阐述现代化的路径收敛和路径扩散理论假设。其中，路径收敛理论将现代化过程划分为物质资本积累的高速发展阶段和人力资本积累的共享发展阶段；
路径扩散理论将现代化发展的模式分为欧美模式、拉美模式、东亚模式三类。在此基础上，笔者发现，民生保障具有重要的经济促进与效率提升功能、收入分配与权利保护功能、需求引导与能力培养功能。其次，结合现代化路径假设与民生保障的重要功能，笔者构建了以民生保障为核心的现代化综合分析框架。最后，笔者结合上述综合分析框架，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历程、现状挑战和优化路径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式现代化经历了“静态支出-增长导向”和“动态投资-共享导向”两个阶段，民生保障在促进现代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仍面临诸多挑战。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应从民生保障出发，实现民生保障投资转向，以广泛的人力资本投资克服民生保障投资选择难点；
推动民生制度改革转向，以高质量的社会保障体系应对民生保障制度改革困境；
明确民生保障方向选择，以共同富裕的发展前景巩固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方向。